傅绍良 | 唐人元日早朝诗中的“观”“陪”书写及其早朝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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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于《甘肃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85-92页。

傅绍良，湖南澧县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提  要

元日早朝是唐代重要的年度朝会形式之一，唐代有朝廷为官经历的诗人大都参与了早朝并创作了不少诗歌。在唐人的元日早朝诗中，有近十首以“观”“陪”为题的作品，是这类诗歌中比较特殊的。这些诗人不用早朝的正常视角，他们借对早朝的“观”“陪”书写表达了自己的仕宦追求，很有个性特征。这类诗歌中的“陪”“观”书写有三种类型。韦应物以低层武士的身份入早朝，通过观文官的早朝抒写自己的角色错位感；杨巨源和厉玄以微官的身份入早朝，表达了自己始入早朝时“不敢视”的卑谦感；包佶早朝时“观百僚”而叹友人不遇，欧阳詹以“陪”早朝的感慨抒发自己不遇之悲。这种种情感，虽异于元日早朝的朝贺礼仪，但更契合诗人的仕宦心理，极有时代色彩和参考价值。

关 键 词

唐诗；元日早朝；观早朝；陪早朝；早朝心态

元日早朝是中国古代早朝的三种形式之一，又称外朝，于每年的元月一日举行。唐代的早朝礼制比较健全，执行得比较规范。唐太宗贞观时期元日早朝在太极宫太极殿举行，唐高宗以后移至大明宫含元殿，武后居洛阳期间，又在洛阳含元殿举行。武周以后，元日早朝多在长安大明宫举行。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及王维、杜甫、岑参的《和贾舍人早朝大明宫之作》等，都作于元日早朝。贾至、王维等人笔下的元日早朝，场面宏大，气象雄伟，是元日早朝的经典书写。从早朝制度上来说，参与元日大朝会的朝臣都是依照礼仪朝拜的参与者，都有自己的礼仪角色，再没有观众。在唐诗中还有另一类以“陪”“观”为题的元日早朝诗，给我们展示了元日朝会的另一种景象。在现存的唐人元日早朝诗中，以“观”“陪”命题的诗歌有十余首，如韦应物的《观早朝》、包佶的《元日观百僚朝会》、杨巨源的《元日观朝》、灵澈的《元日观郭将军早朝》、厉玄的《元日观朝》、欧阳詹的《元日陪早朝》等等。《文苑英华》“朝省”类中收有48首早朝诗，又将这些诗歌分为“趋朝”和“趋陪”两类，但两类诗的内容基本相同，未详其分类标准。“趋陪”类中所收之诗不同于本文所论的“陪”“观”类诗歌，本文所论的是题目中有“观”和“陪”的早朝诗，因为这类诗歌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明确早朝者的“观”“陪”角色。在不能有观众和陪伴者的礼制下，“观”“陪”现象及其书写很耐人寻味，应该与朝贺者独特的早朝心理有关。本文即联系具体作品，试图从三个方面探讨这些问题，由此揭示唐人在元日早朝中的复杂心态。

一｜错位：仪卫武士的失落

元日大朝会场面宏大、禁卫森严、陈设复杂华丽，在这样的大朝会中，作为禁卫和仪卫的武士位置也很重要。禁卫指宫门之外及大街的禁严护卫，仪卫指宫殿内的执仗执扇的仪仗。在元日早朝中担任宫殿仪卫的武士很多，韦应物就是其中一员，他的《观早朝》以武士的视角写出了自己早朝时的所见所思，感情复杂。据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序言”：“（韦应物）天宝六年（747）左右，年十五，因门荫得补三卫，为玄宗的御前侍卫，陪侍从游宴。”在担任玄宗侍卫期间，韦应物作为“三卫”，应多次参加元日早朝。“三卫”在元日早朝中的职责如下：“元日、冬至大朝会，宴见蕃国王，则供奉仗、散手仗立于殿上；黄麾仗、乐县、五路、五副路、属车、舆辇、繖二、翰一，陈于庭，扇一百五十有六、三卫三百人执之，陈于两箱。”在元日大朝会的仪卫阵列中，有三百个“三卫”武士为这隆重的节日执仗。韦应物就是站立在大殿两侧的“三卫”武士之一，其《观早朝》诗记录了他的这段经历和感受：

伐鼓通严城，车马溢广躔。煌煌列明烛，朝服照华鲜。金门杳深沉，尚听清漏传。河汉忽已没，司阍启晨关。丹殿据龙首，崔嵬对南山。寒生千门里，日照双阙间。禁旅下成列，炉香起中天。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谁当假毛羽，云路相追攀。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陶敏等《韦应物集校注》未编年，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云：“疑大历十年（775）岁初作。时应物始自淮海归于长安。诗云‘愧无鸳鹭姿，短翮空飞还。’‘鸳鹭’本以喻朝官之列，此处指位高权重之显官；短翮，应物自喻。盖自叹屯踬，愧无鸳鹭之姿，不得预于早朝之列耳。”此说似不妥，最值得提出疑问的就是韦应物既“不得预早朝之列”，他以什么身份去“观早朝”呢？因此，从礼制和唐代宫廷禁卫的制度来说，这首诗不可能作于韦应物任御前卫士之后，只能是担任卫士期间。这首诗先以时间顺序详写早朝的经过，物象富丽，气象华美，写出了一个亲历者的所见所感。后四句以“愧无”领起，抒发了自己角色错位的苦闷。韦应物在其他几首诗中也提到过他在唐玄宗时期入武行的经历。如《燕李录事》：“与君十五侍皇闱，晓拂炉烟上赤墀。花开汉苑经过处，雪下骊山沐浴时。近臣零落今犹在，仙驾飘飖不可期。此日相逢思旧日，一杯成喜亦成悲。”诗中“仙驾飘飖不可期”，写唐玄宗之死，诗作于退出武行之后，故忆旧色彩很明显。另有一首《逢杨开府》：“少事武皇帝，无赖恃恩私……忽逢李开府，论旧涕俱垂。”也是明显的忆旧之作。由于《观早朝》没有明显的事件背景，所以系年有一定难度，加之《唐才子传》中有“初以三卫郎事玄宗，及崩，始悔，折节读书”之类的记载，所以人们很难把这首诗与韦应物为三卫郎时期对接起来。“折节读书”是唐人相对为求仕读书的习惯说法，并非此前不读书和不作诗。如说陈子昂“年十八时未知书”、高适“年五十始为诗”等说法，都与生平实际不符。韦应物在《逢杨开府》诗中云：“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读书时已晚，把笔学诗迟。”“折节读书说”可能源于他的这种自谦，但韦应物在《赠旧识》中又说：“少年游太学，负气蔑诸生。”他在太学时才气已超出诸生，应该是会诗的。韦应物出身长安韦氏，韦氏为关中大士族，诗书传家，韦应物习诗不会太晚，他为三卫郎期间作诗是完全可能的。

据此，我们认为韦应物的“观早朝”不是大历年间的作品，而是他以“三卫郎”身份亲历元日早朝的纪实。后人编《韦应物集校注》，把这首诗归入“游览”类，更是大谬。王钦臣说他所见的韦集“缀叙猥并”，所言不虚。就此诗而言，此“观”非彼“观”，与观览游赏毫不相干。那么，身在武行的韦应物为什么会在诗尾生发“愧无鸳鹭姿”的感叹呢？这可能与作者渴望作文官的功名定位有关。这首诗的结构很特别。共二十句，前十六句从时间和空间，依次详写早朝的盛况，“辉辉睹明圣，济济行俊贤”二句是情感转折的关纽，这两句写参与早朝的文官，以“俊贤”称之，表达对他们的钦慕。“鸳鹭”，喻指朝官，与他所在的“禁旅”是两个序列，两种前途。虽然禁军“羽林郎”有时让人艳羡，如朱庆余《羽林郎》：“紫髯年少奉恩初，直阁将军尽不如。酒后引兵围百草，风前驻旆领边书。宅将公主同时赐，官与中郎共日除。大笑鲁儒年四十，腰间犹未识金鱼。”但韦应物却志不在此。据《唐国史补》卷下：“韦应物立性高洁，鲜食寡欲，所居焚香扫地而坐。”可知，韦应物虽身有勇力，但志性高洁，有作朝官的愿望，故而生发了“假毛羽”、脱离武行而追攀朝官的心愿。孙望谓韦应物“盖自叹屯踬，愧无鸳鹭之姿，不得预于早朝之列耳”。若理解为不能像文官一样排序入朝，庶可。在元日早朝中，身为武官的韦应物，虽然参与了早朝，却只能以旁观者的身份观看文官们的早朝礼仪，因此，他以“观”来突出自己强烈的角色错位感。

这种错位感在他任尚书比部员外郎后得到了补偿，其《雪夜下朝呈省中一绝》云：

南望青山满禁闱，晓陪鸳鹭正差池。

共爱朝来何处雪，蓬莱宫里拂松枝。

韦应物《始除尚书郎别善福精舍》自注曰：“建中二年四月十九日，自前栎阳令除尚书比部员外郎。”此时他已年四十有八，终于得以朝官的身份入早朝，实现了“入鸳鹭”的夙愿。这首“下朝”诗和“观早朝”诗相比，情感反差极大。一样的“南山”“禁闱”“鸳鹭”，但作者所处的位置不一样了，他已站在朝官之列，正走在他期待的“云路”上。诗中一个“爱”字，把他内心的欣喜和满足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让人读着不舒服，如宋刘辰翁评此诗曰：“却似染俗。”再考韦应物生平，四十八岁以前，他先后为河南府兵曹参军、京兆府功曹参军、鄠县令、栎阳令等，无缘早朝，失望郁积已久。明乎此，便知晓其“染俗”之由了。

此外，中唐僧人灵澈有《元日观郭将军早朝》：

欲曙九衢人更多，千条香烛照星河。

今朝始见金吾贵，车马纵横避玉珂。

这首诗“观”的视角与韦应物的“观”有所不同，是从他者的角度观看金吾将军在宫外大街护卫早朝。这首诗本可以不放在这里讨论，但作为武行的高级官员，“金吾将军”似乎又可以与“三卫”武士形成身份的对比，为认识低层级武士的仕宦心理提供参照，故略作论述。王建有《赠郭将军》：“承恩新拜上将军，当直巡更近五云。天下表章经院过，宫中语笑隔墙闻。密封计策非时奏，别赐衣裳到处薰。向晚临阶看号簿，眼前风景任支分。”据尹占华考：“郭将军为郭钊。郭钊为郭暧子、郭子仪孙。《旧唐书·郭钊传》：‘元和初为左金吾卫大将军，充左街使。’”又据储仲君考，灵澈自贞元至元和四年间在长安，住荐福寺，故其诗中之郭姓金吾将军与王建诗中之郭将军当为一人。“今朝始见金吾贵”，这是对金吾将军地位和威风的客观表述。据《唐六典》“诸卫府”载，唐有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各一人，将军二人。“左、右金吾卫大将军、将军之职，掌宫中及京城昼夜巡警，以执御非违。”作为武行的最高官位，郭将军是令人敬仰和羡慕的，所以灵澈的诗中饱含赞美。

以灵澈的“观郭将军”早朝来对照韦应物的“观俊贤”早朝，更可以看出青年韦应物早朝时的失落。作为一个士族子弟，韦应物虽以门荫得入武士行，但那不是他的人生目标。他的志趣是入朝做文官，所以他以错位感参与了元日早朝。韦应物和灵澈都写武士早朝，但金吾将军与三卫武士的地位悬殊，本不具备可比性。两诗中所显现出的角色特征十分鲜明，两个画面的对映反差巨大：一个是志得意满、威风凛凛；一个是身份错位、神情沮丧。这似乎更能加深我们对韦应物角色错位感的认识。

二｜“不敢视”：微臣始朝的卑谦

在唐诗中，还有杨巨源和厉玄所写的同题《元日观朝》诗。与杨巨源同时的有司空曙《和耿拾遗元日观早朝》，《唐诗纪事》作《和耿拾遗元日早朝》，无“观”字，而耿湋诗名即《元日早朝》，司空曙诗名有误，故不列入“观”早朝诗中。如前所述，从早朝礼仪来说，元日早朝没有观客，朝官只能按照早朝的礼仪要求履行自己的职责，扮演好朝拜者角色，不可能有闲暇去观看早朝的。如窦向叔《春日早朝应制》诗所云：“宫花一万树，不敢举头看。”连自然美景都不敢欣赏，哪能去观看他人早朝呢？那么杨巨源他们“观早朝”表达的是什么呢？

北极长尊报圣期，周家何用问元龟。天颜入曙千官拜，元日迎春万物知。阊阖回临黄道正，衣裳高对碧山垂。微臣愿献尧人祝，寿酒年年太液池。

——杨巨源《元日观朝》

玉座临新岁，朝盈万国人。火连双阙晓，仗列五门春。瑞雪销鸳瓦，祥光在日轮。天颜不敢视，称庆拜空频。

——厉玄《元日观朝》

从书写角度来说，作者不是观客，只是作为早朝的一员表达自己早朝时的体验。两首诗歌结构基本相同。分两个层次，前六句写“元日”“新岁”之热闹瑞祥，极现早朝之壮观。后二句写“献”“拜”之礼仪，极显朝贺之虔诚。诗中“观早朝”的场景描写，带有许多程式化的因素，基本原素相同，都有新年、晨光、宫殿、官员。可以说，这些早朝的场面，既有实写，也有想象。前六句中的早朝场景描写，是后两句“献”“拜”的背景烘托，场面越壮观，他们的“献”“拜”的情感就越强烈。因此，这两首诗章法上都是以“前六后二”的偏正结构强调其早朝体验。从诗歌的抒情效果来看，与其说“观早朝”，不如说“献早朝”。从礼制上来说，元日早朝就是皇帝“受朝贺”：“皇太子献寿，次上公献寿，次中书令奏诸州表，黄门侍郎奏祥瑞，户部尚书奏诸州贡献，礼部尚书奏诸蕃贡献，太史奏云物。侍中奏礼毕，然后中书令又与供奉官献寿。时殿上皆中呼‘万岁’。”如果说史书上所载的献寿次序是文字记述，那么杨巨源、厉玄的“观早朝”则表现作为朝官的个体如何完成“献寿”之礼，更加形象。

不可否认，在“前六后二”的结构中，“前六”的场景描写气象宏伟，“后二”的抒情虔诚而谦恭，句式的对比与作者的早朝心态形成了极好的照应，把作者早朝“献寿”的情感体现得十分充分。这种献早朝的心理，在王建的《元日早朝》诗中也有。

大国礼乐备，万邦朝元正。东方色未动，冠剑门已盈。帝居在蓬莱，肃肃钟漏清。将军领羽林，持戟巡宫城。翠华皆宿陈，雪仗罗天兵。庭燎远煌煌，旗上日月明。圣人龙火衣，寝殿开璇扃。龙楼横紫烟，宫女天中行。六蕃倍位次，衣服各异形。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左右雉扇开，蹈舞分满庭。朝服带金玉，珊珊相触声。泰阶备雅乐，九奏鸾凤鸣。裴回庆云中，竽磬寒铮铮。三公再献寿，上帝锡永贞。天明告四方，群后保太平。

据尹占华《王建系年考》，这首诗作于元和元年（806），时王建居魏博田季安幕，“王建参加这次典礼当是奉田季安的贺表进京祝贺的。此诗云‘举头看玉牌，不识宫殿名’，正是首次参加如此隆重的盛典，既激动而又陌生的感觉”。诗歌用较多笔墨叙写整个早朝的过程，王建有杰出的乐府诗才，长于铺排，所以首次入早朝就能完整地描述早朝的过程。诗歌的主旨还是后四句，他结合自己“奉表祝贺”的使命，点明早朝“献寿”的主题。王建的《元日早朝》虽然没有用“观”字，但“观”的特征十分明显，只是这种“观”不是以观众的身份和视角，而是参与者的观察和感受，这种写法与杨巨源和厉玄基本相同，甚至也可以改为“元日观早朝”。

王建以幕府官员来京朝贺，首次参加元日早朝时“激动而陌生”的感受，对我们认识杨巨源、厉玄“观早朝”中的“微臣”和“不敢视”心态有一定参考作用。杨巨源、厉玄所表达的不仅是激动，还有受宠若惊的卑谦。这种卑谦感源自其久滞难迁的仕宦经历，可能也与他们首次参加元日早朝有关。

据《唐才子传》，杨巨源于“贞元五年（789）刘太真下第二人及第。初，为张弘靖从事”。杨巨源有《酬裴舍人见寄》：“诗陪亚相逾三纪，石笥烟霞不共攀。”吴汝煜、胡可先考曰：“诗题称裴度为舍人，知作于元和八、九年间，诗中所写，正是巨源在河中节度使弘靖幕中情景。诗中‘三纪’当是‘二纪’之讹。裴度、巨源于贞元五年（七八九）进士及第，至元和八、九年间（八一三至八一四），已有二十五六年之久，确已超过二纪，然不足三纪。”杨巨源在元和九年（814）为秘书郎，始有机会入早朝。这篇《观早朝》诗虽无法准确系年，但从心态上看，似乎为初与早朝时。杨巨源后为太常博士，再迁虞部员外郎，王建作《贺杨巨源博士拜虞部员外》诗相贺：“两省郎官开道路，九州山泽属曹司。”升迁后，杨巨源作有《元日含元殿立杖丹凤楼门下宣赦相公称贺二首》：

天垂台耀扫欃枪，寿献香山祝圣明。丹凤楼前歌九奏，金鸡竿下鼓千声。衣冠南面薰风动，文字东方喜气生。从此登封资庙略，两河连海一时清。临轩启扇似云收，率土朝天剧水流。瑞色含春当正殿，香烟捧日在高楼。三朝气蚤迎恩泽，万岁声长绕冕旒。请问汉家功第一，麒麟阁上识酂侯。

从所描写的内容和叙事节奏来看，这两首诗已不是始入“早朝”的感觉。因为作品视角大气，能将初盛唐时期元日早朝诗中诸多天文、地理、建筑、礼仪等多种元素融合进来，汇合成气象雍容的大朝场面，堪与贾至《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诗媲美。贾至诗曰：“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千条弱柳垂青琐，百啭流莺绕建章。剑珮声随玉墀步，衣冠身惹御炉香。共沐恩波凤池上，朝朝染翰侍君王。”两诗基本相同，颂圣恩，赞贤臣，程式化的感情抒写，平和而得体，没有丝毫卑谦之态。

厉玄履历不详。《唐诗纪事》卷51：“玄，大和二年进士，终于侍御史。”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睦州”：“厉玄，大中六年（652）。”按，此说有误。此说源自厉玄《寄婺州温郎中》题下自注“时刺睦州”，其诗云：“积雪没兰溪，邻州望不迷。波中分雁宿，树杪接猿啼。婺女家空在，星郎手未携。故山新寺额，掩泣荷重题。”作者诗后自注：“中丞捨宅为寺，郎中为题寺额，故有此句。”依诗意，温郎中本应是婺州人，时为睦州刺史，而非厉玄为睦州刺史。厉玄有《送顾非熊及第归茅山》诗，据《唐才子传》：“会昌五年，谏议大夫陈商放榜。初，上洽闻非熊诗价，至是怪其不第，勅有司进所试文章，追榜放令及第。”会昌五年（845），知厉玄此时尚在长安。厉玄与姚合唱和较多，姚合有《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和玄厉侍御无可上人会宿见寄》《题厉玄侍御所居》等诗，周贺、刘得仁、马戴、贾岛等与厉玄的唱和也多称其为侍御，此为“终于侍御史”所本。姚合《答孟侍御早朝见寄》，吴清河《校注》云：“孟琯，元和五年进士第，长庆三年任殿中侍御史。”按侍御史和殿中侍御史有别，《唐六典》：“侍御史四人，从六品下。侍御史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殿中侍御史为正七品，“殿中侍御史掌殿庭供奉之仪式。凡冬至、元正大朝会，则具服升殿”。厉玄所任为哪类侍御史不详，但官职都不高。

厉玄本人所存作品仅五首，无从考察其性情与心态。由于他与姚合唱和较多，我们可以从姚合与他的唱和诗中获得一些信息。姚合《陕下厉玄侍御宅五题》中有“濯缨溪”“竹里径”“吟诗岛”“垂钓亭”“泛觞泉”等，俨然王维《辋川集》之缩减版。其《题厉玄侍御所居》云：

幽栖一亩宫，清峭似山峰。邻里不通径，俸钱唯买松。野人时寄宿，谷鸟自相逢。朝路床前是，谁知晓起慵。

亦强调其幽散之性情。最后两句“朝路床前是，谁知晓起慵”，吴清河《姚合诗集校注》曰：“朝路：上朝之路。因厉玄住陕，监督曹运仓务，多在室内处理公务，故云。”此说不妥。古时州县官员处理公务为“视事”，白居易《卧小斋》所写情形与此相似：“朝起视事毕，晏坐饱食终。散步长廊下，退卧小斋中。拙政自多暇，幽情谁与同？孰云二千石，心中田野翁！”与姚诗诗意相近。吴注中既称“朝路”为“上朝之路”，怎么能把上朝与“在室内处理公务”相提并论呢？其实姚合的《题厉玄侍御所居》诗有游戏的性质，首句称“一亩宫”即调侃，尾句“朝路”，是与“宫”相对的戏称，言其慵懒不想去衙署视事。从这些诗可以看出，厉玄乐幽喜静、性情闲散，这应是他入仕为官之后的表现，与《元日观早朝》中的拘谨胆怯形成了鲜明对照。

此外，姚合还有一首《同裴起居厉侍御放朝游曲江》：“暑月放朝频，青槐路绝尘。雨晴江色出，风动草香新。独立分幽岛，同行得静人。此欢宜稍滞，此去与谁亲。”诗中言“同行得静人”，亦可知厉玄与姚合的同道同趣。但是姚合集中有长庆三年（823）所作的《答孟侍御早朝见寄》，有开成三年（838）所作的《和卢给事酬裴员外》等诗，而厉玄在大和年间作的这首《元日观朝》，则未见姚合唱和，按他们的友情和姚合的作诗习惯，姚合应该对此诗有和作。为什么姚合未写呢？最大的可能就是那种拘谨的早朝心态与姚合的闲散性情不相符，无从下笔。在姚合关于早朝的几首和诗中，或表现闲散之趣，如《答孟侍御早朝见寄》：“禁门人已度，宫树鸟犹栖。疏懒劳相问，登山有旧梯。”或表现雍容之态，如《和裴结端公早朝》：“䌽仗祥光动，彤庭霁色鲜。威仪谁可记？柱史有新篇。”以上诸种情感都异于厉玄在《元日观朝》中的拘谨。可以推想，“天颜不敢视，称庆拜空频”之类的情感在厉玄经历了多次早朝后可能就会淡化很多且在诗歌创作中深受姚合闲散情趣的影响。而厉玄《元日观朝》则真实地表现他初次参加元日早朝的心态，“拜空”二句言他对那盛大森严场景十分惊奇，身不由己地跟着朝班行拜贺之礼，细腻地传递出了他早朝时紧张而不知所措的神情。

综上所述，杨巨源和厉玄的“观早朝”，意在表达初次参与元日早朝者的惊喜和惊宠。他们不但不是观客，而且连“观”的自在感都没有。用“观早朝”命题，是为了表现自己已走入仕途且具备了参与元日大朝会的资格，通过献寿仪式确认自己的朝官身份。从一般意义上来说，高官都是从低层级官员开始的，也许他们以微官身份始入元日早朝时也是这种体验吧。因此，杨巨源和厉玄的“观早朝”意识对我们认识文人的早朝心态很有参考价值。

三｜不遇：早朝中的异样心态

作为一个几乎可以容纳所有朝官的朝廷大典，元日早朝是一个文武朝官的大聚会。元日早朝的朝官全员性特征，可以作为文人入朝为官的标志和未来升迁的目标，引发仕宦想象。这种想象就是借早朝抒写入仕的渴望，如耿湋《元日早朝》：“渥泽千年圣，车书四海家。盛明多在位，谁得守蓬麻。”该诗所抒写的是一种才得其用的仕宦理想。当然也有人在早朝时感叹怀才不遇和仕宦艰难。包佶的《元日观百僚朝会》和欧阳詹的《元日陪早朝》就是这种想象的产物。他们诗歌所抒发的这种情感超出了元日早朝的礼仪规范，或为不遇者感叹，或感叹自己不遇。这是一种跟朝贺礼仪不相关的异样心态，而突显这种心态的就是诗歌题目中的“观”“陪”二字及其所表现的内容。

先看包佶的《元日观百僚朝会》诗：

万国贺唐尧，清晨会百僚。花冠萧相府，绣服霍嫖姚。寿色凝丹槛，欢声彻九霄。御炉分兽炭，仙管弄云韶。日照金觞动，风吹玉佩摇。都城献赋者，不得共趋朝。

这首诗的标题初看有违常理。依礼制，百官的朝拜按部就班，秩序严谨：“群官就次。侍中版奏‘请中严’，诸侍卫之官诣阁奉迎，吏部兵部主客户部赞群官、客使俱出次，通事舍人各引就朝堂前位，引四品以下及诸亲、客等应先置者入就位。侍中版奏‘外办’。皇帝服衮，冬至则服通天冠、绛纱袍，御舆出自西房，即御座南向坐。”只有南面而坐的皇帝才能“观”百僚的早朝，唐太宗《正日临朝》所展现的正是这种气魄：“赫奕俨冠盖，纷纶盛服章。羽旄飞驰道，钟鼓震岩廊。组练辉霞色，霜戟耀朝光。”然而作为百僚之一的包佶哪有资格又从什么位置去“观百僚”呢？联系作品笔者发现，所谓“观百僚”只是一种文学表达。包佶铺陈早朝的盛况，展现文武官员之服饰与威仪，是为了反衬他心中另一个角色。诗题中的“观”，不是皇帝视角的“临观”，而是诗歌创作意义上的“比观”，由“百僚”齐聚的隆重场面比照未能入朝者的场面，从而引出别样的思绪。诗歌结构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诗歌前十句关于早朝仪式的书写程式化、类同化，最后两句的书写则非常个性化，异于一般早朝诗以“祝”或“拜”结尾的抒情方式，感叹深沉，别具一格。

“献赋”源自司马相如，“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上惊，乃召问相如。”后人多以“献赋”喻文人以才华得明君赏识而入仕，如王维《送严秀才还蜀》：“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此诗中的献赋而不遇者是谁呢？联系包佶的时代及其交游考，此人应该是钱起。据王定璋考，钱起为唐玄宗天宝九年（750）进士，历安史之乱，于肃宗乾元二年（759）为蓝田县尉，四年后宝应元年（762）方迁司勋员外郎，困滞下潦十多年。唐人多以任朝官为荣，钱起也如此。任蓝田尉期间，他虽然与王维唱和时表现得比较洒脱，如《晚归蓝田酬王维给事赠别》云：“卑栖却得性，每与白云归。”其实是故作姿态，内心对朝官充满羡慕，如《蓝溪休沐寄赵八给事》：“侍臣黄枢宠，鸣玉青云间。肯想观鱼处，寒泉照发斑。”《喜李侍御迁郎为省》：“应怜后行雁，空羡上林枝。”在《赠阙下裴舍人》中则将“发斑”之忧与“上林”之盼组合在一起，表达更强烈的入朝为官心愿：

二月黄莺飞上林，春城紫禁晓阴阴。长乐钟声花外尽，龙池柳色雨中深。阳和不散穷途恨，霄汉常悬捧日心。献赋十年犹未遇，羞将白发对华簪。

王定璋《钱起诗集校注》认为此诗“当作于钱起及第前（即天宝十年之前）”，此说不妥，从诗中可以看出，此诗当作于蓝田任上。作者忧叹的不是下第，而是不能入朝。“上林”“紫禁”“捧日”，这都是与早朝相关的语汇，与《喜李侍郎迁郎入省》诗感情向度非常相似且情绪更加伤感。从他及第到任蓝田尉历十年有余，故发出了“献赋十年犹未遇”的叹息。

包佶于唐玄宗天宝六载（747）举进士，与其兄包何“以诗鸣，时称‘二包’”。钱起与包何交游甚密，有《送包何东游》《闲居寄包何》等。包佶现存诗文不多，其生平史料未见有唐肃宗乾元、宝应年间的经历，因此没有他与钱起直接的交游记载，但从情理上来说，仅仅是“二包”的诗名及包何与钱起的关系，包佶与钱起应该是熟悉的。包佶理解钱起的仕宦追求和失落，在元日早朝时与他进行了精神交流。这种交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细致描绘“百僚”上朝的情形，补足钱起“鸣玉青云间”的宫殿想象；其二，以“献赋”显示钱起的才华以及他在都城里的诗文干谒活动，与钱起的“献赋十年犹未遇”形成对接，表现他的仕宦坎坷困滞。基于这两个层面，诗歌的写作目的也就更明确了。诗歌写入朝而思友，也许把标题改为“元日观百僚朝会寄友人”更合适。这是叹他人之不遇。

再来看欧阳詹的《元日陪早朝》：

斗柄东回岁又新，邃旒南面挹来宾。和光仿佛楼台晓，休气氛氲天地春。仪籥不唯丹穴鸟，称觞半是越裳人。江皋腐草今何幸，亦与恒星拱北辰。

题目中的“陪”字让人很疑惑。从早朝礼制上说，有资格者名正言顺地上早朝，无资格者根本进不了宫门，不可能有作陪者。联系欧阳詹的生平经历会发现，他诗题中的“陪”字包含了太多的酸辛。

欧阳詹的史传文字似乎很辉煌，《新唐书·文苑传》载，欧阳詹“举进士，与韩愈、李观、李绛、崔群、王涯、冯宿、庾承宣联第，皆天下选，时称‘龙虎榜’。闽人第进士，自詹始”。“龙虎榜”“自詹始”等，这些看似很荣耀的符号下，掩盖了欧阳詹求仕的艰辛。其实他的生平充满了坎坷，与这种荣耀很不相符。他“待试京师六年”，在《上郑相公书》中说：“五试于礼部，方售乡贡进士。”十余载方举进士，这个结果不足以让他欣慰，“犹著褐衣何足羡”（《及第后酬故园亲友》）。然而他授官的路仍然坎坷：“四试于吏部，始售四门助教。”（《上郑相公书》）四门助教，从八品，授此官时他已四十有三，如此微官让他深感自己前途黯淡，在《上郑相公书》中说：“四门助教，限以四考，格以五选，十年方易一官也。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太学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四门。若如之，则二十年矣。自兹循资历级，然得国子助教，其考选年数，又如太学。若如之，则三十年矣。三十年间，未离助教之官。人寿百岁，七十者希。某今四十年有加矣，更三十年于此，是一生不睹高衢远途矣。”因此，在欧阳詹的任职心态中，“陪”的意识很强。《上郑相公书》云：“某冗官也，政令裁制，一月两衙之谓；伎艺使才，二奠陪行而已。”“一月两衙”，谓衙署事务太闲，无关政令裁制；“二奠”，在春分秋分之日释奠孔子的仪式上，“陪行”，说自己官职卑微，只是长官的随从者，无关紧要。因此，“陪”是作者对自己官职卑微的自嘲和自伤，而《元日陪早朝》和他在其他场合的“陪行”一样，也抒发了作者在元日早朝时的独特感受。然而，这首诗在自伤和自嘲中，还有一种讥时愤世的情感。“江皋腐草今何幸，亦与恒星拱北辰”，看似自谦，实则自负。“江皋腐草”即萤火虫，它的光芒怎可以与“恒星”相比呢？因此作者以“何幸”表达满足和谦卑。

然而，欧阳詹真认为自己是微光隐隐的萤火虫吗？当然不是，这在他与韩愈的唱和中能清楚地看出。韩愈作有《驽骥赠欧阳詹》，由屈原诗句“宁与骐骥亢轭乎？将随驽马之迹乎”引开，以骐骥喻欧阳詹和自己，以驽马喻平庸之辈，感叹世道不平、良劣不分，“人皆劣骐骥，共以驽骀优”，伤自己和欧阳詹的怀才不遇。欧阳詹作《答韩十八驽骥吟》：

巴蕉一叶妖，茙葵一花妍。毕无才实资，手植阶墀前。楩楠十围瑰，松柏百尺坚。罔念梁栋功，野长丘墟边。伤哉昌黎韩，焉得不迍邅。

他答韩愈的诗，既伤韩愈之被弃，也伤自己官卑。“巴蕉”“楩楠”之喻，和韩愈的“骐骥”“驽马”之喻一样，自伤中包含着自负，讽刺官场上弃良用劣的不正常现象。因此，他的“江皋腐草”和“恒星”对举，包含对官场贤愚颠倒的现实的不满。“亦与恒星拱北辰”，与标题中的“陪”字相对应，道出了他的失意和不甘。从衙门里的“陪行”，到元日早朝中的陪朝，体现了欧阳詹贤良受抑、怀才不遇的感伤，诗作标题中的“陪”字，也饱含着愤懑。

综上，包佶以“观朝”表达早朝时对友人不遇的感伤，欧阳詹以“陪”表达自己沉沦下僚的感伤。伤他人和伤自己，体现古代恒久不变的“士不遇”心理在朝臣心中的影响。元日早朝的主旨是对帝王的朝贺，朝官齐聚时触发了诗人灵魂深处的渴望和失望。伤友不遇和伤己不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早朝的朝贺主调，虽与朝拜之礼不合，但更契合文人的仕宦心理，侧面表现了早朝的政治影响力。

结 语

唐人元日早朝诗题中的“陪”“观”，其实是一种文学表述，并不是说元日早朝时有观客和陪客，但是，早朝诗中“陪”“观”书写折射了唐人的仕宦心态。韦应物的“观”，是入武行者的错位感；杨巨源和厉玄的“观”，是始入早朝者的惊宠感；包佶的“观”和欧阳詹的“陪”，是沉滞下僚者的不遇感。这种种感觉，都是基于失意者的元日早朝体验。在唐人的元日早朝诗中，还有个别带“观”和“陪”的诗题和诗句，但“观”和“陪”的视角和情感与上述的明显不同，所表达的是位尊者的优越体验。如唐德宗的《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献岁视元朔，万方咸在庭。端旒揖群后，回辇阅师贞。彩仗宿华殿，退朝归禁营。分行左右出，转旆风云生。历历趋复道，容容映层城。勇余矜捷技，令肃无喧声。眷此戎旅节，载嘉良士诚。顺时倾宴赏，亦以助文经。”这是帝王的自豪和自得，这里的“观”有欣赏甚至是检阅的意味。那种居高临下的尊贵和从容，与军仗的严整和宏大形成了极好的对应，把“观”与“被观”的角色特征都表现得十分鲜明，而韦应物等人的“观”，其实是“被观”时的心态。又，岑文本的《奉和正日临朝》中有：“天文光七政，皇恩被九区。方陪瘗玉礼，珥笔岱山隅。”这是他与唐太宗《正日临朝》的唱和之作，身为宰相的岑文本此时的“陪”，有一种辅佐帝王创建基业的荣耀，是一种骄傲。诗句中的“陪”字，使其荣宠的政治地位更加突出，与欧阳詹的“陪”是两种明显不同的人生境界。通过对比可以看出，元日早朝诗题中的“陪”“观”，是一种包含着作者强烈的情感特色和角色意识的表达，他们的经历和身份与帝王宰相不可同日而语，故而抒发的情感也充满了下层官员的失意感。在有些元日早朝诗中，虽然诗题中没有“陪”字，但依然能感受到“陪”的意识。如在杜甫、王维、岑参与贾至的《早朝大明宫呈两省僚友》的唱和诗中，杜甫的表现就比较明显。从篇章结构来看，王维和岑参的诗都是前六句写早朝，后二句和贾至诗，而杜甫则是前四句写早朝，后四句和贾至诗。前人评曰：“作诗须知宾主，前半撮略宾意，后半重发主意，始见精神。王岑宾太详，主太略。”这里虽然说的是作诗的章法，实则隐含作者的身份特征。在时，王维为五品给事中，岑参为七品补阙，只有杜甫是八品拾遗，加之因为房琯事受冷遇，杜甫在早朝中的陪从意识较强，即使是常朝时，他也会表达这种感受，如《紫宸殿退朝口号》：“宫中每出归东省，会送夔龙集凤池。”“夔龙”，喻指宰相。清人黄生曰：“至如宰相虽尊，实与群僚比肩而事主，退朝会送，此何礼乎？”由此，我们可以想象杜甫当时在朝为官时的心态，因此，他与贾至的和作，重主而轻宾，也是他一贯的陪从心态使然。

总之，在唐人的元日早朝中，诗人的情感是十分细腻的。早朝的礼仪可以从动作和形态上规范他们，但无法主宰其内心活动。那些诗题中带有“陪”“观”的诗歌，就是借元日早朝的背景，表达他们的追求和失落。这些看似有悖于朝仪的作品，可以让我们更真切感受唐代诗人的精神世界。

责任编辑：巨虹